宏观解读:中国制造业破局重在提振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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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不是制造业本身,而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
对于中国来说,比提高制造业水平更迫切的是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政治改革,这就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此时,制造业崩溃的最大期待,在于重振内需,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强化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推动中国走上繁荣长久之路。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任务。诚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主要战略任务,在这时经济运作下行压力加大的状况下,对于保持经济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具有主要意义。但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看重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强自主创新,加强自主发展能力。同一时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不能走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的发展道路。
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46个国家都把它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市,根据进口汽车零部件网,也都把它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在高科技行业,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最先进的航空航天工业已经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10多年了。在中国,新推出的大飞机项目几乎都是自制的,难度大,关键技术都掌握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家电行业,关键技术在美日韩,甚至在led领域,中国企业各方面都受制于日韩。在汽车领域,关键技术由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控制。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但是市场上的高端车,比如宝马、奥迪,几乎都是德国货。
事实上,就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仍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关键技术的制约,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于更广阔的内陆地区来说,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和突破。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强国,中国人巨大的内需仍然需要传统产业来满足,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的基础。
金融危机之初,由于出口大幅下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暴跌至6%。如果不是政府紧急加快“4万亿”刺激计划,一些专家认为可能会降至2%甚至负值。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恰恰反证了中国需求与其制造能力的严重失衡。也就是说,假设中国国内需求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在外需大幅下降后,可以多吃一点“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可以平衡中国的经济,还可以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些便宜又漂亮的出口产品,普通中国人也能享受到。
虽然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但也证明了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无法让我们的公民充分享受“中国制造”。就好像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有能力,但大多数人并不富裕。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别的,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大部分人虽然有能力,但得到的太少,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少数人很有钱,但是光靠消化不了那么多普通商品,只能低价出口。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加速的。“稳增长”的战略,与其赌那些前景不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如赌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当然是对的。然而,中国制造业此时面临的困境不是制造业本身,而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导致欧美需求大幅下降,中国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过去获得的“刺激”作用。这个时候一些制造业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满足了中国这个时候的消费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提升的动力;但中国制造业满足不了少数富人对高端商品甚至奢侈品的需求,能“刺激”的只有国外的供应能力。所以,在上述畸形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成功之前,我们并不看好中国制造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更不看好那些远离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政治改革比提高制造业水平更为迫切,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济的增长极,在发展之初需要市场的试错。找到最佳市场地位和未来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行业竞争,任何行业的发展前景都不是人为设定的。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最好的新兴产业中的优秀产业,都是在竞争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已经超越了旧产业和以前的企业霸权。因此,我们认为鼓励竞争是第一要务。特别是要警惕一些垄断企业以市场优势阻碍民营企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的情况。
但此时我们也担心,一些传统行业垄断经营的优势将民营企业的利润挤压了/0/,导致很多民营资本“去工业化”投资,追求“短而快”的投机,甚至炒大蒜、豆类、煤炭、棉花。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将出现大泡沫,对民生不利,市场竞争的减少将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民间资本在发展初期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在早期获得市场份额,这将使民间资本非常感兴趣,充满动力,一定程度上缓解民间资本的“去工业化”状况,避免构成民间游资无头苍蝇的市场投资混乱。
有专家给出了更好的建议:既然民营企业的关键风险在于盈亏,那么政策支持的重点就是保证民间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分担和弱化投资风险。因此,一方面赋予私营企业公平使用社会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权利;一方面,减少对民营企业不合理的行政收费和较大的税收负担,可以“税转利”或“税转工资”,吸引高端人才;此外,在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可以给予民营企业适当的资金支持和补偿。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抱太大期望,更不能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就像一种机会主义。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中国制造”。制造业优势丧失了,中国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还是要坚持制造业。同时,要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力度,作为未来时代的期待。此时,破碎的制造业最大的期待,在于重振内需,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强化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推动中国走上繁荣长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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